1987年，一位地方干部向老领导汇报工作时，满怀憧憬地说：“首长，我们把徽州改成黄山市，以后这旅游经济肯定能上去！”老领导听完，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，叹了口气：“唉，为了点钱配资公司开户，把老祖宗的徽州都丢了，没文化啊！”
这句感慨，并非空穴来风。说这话的老领导，正是时任副总理的万里同志。他的一句“没文化”，道尽了无数人对“徽州”这个名字消失的惋惜。一个地名的更迭，为何能引得国家领导人如此感叹？这背后，牵扯的是一段关于发展与传承、现实与历史的复杂纠葛。今天咱们要聊的，就是这个话题，一个让许多人至今都“意难平”的改名——徽州变黄山。
说起徽州，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。它是一块沉甸甸的文化招牌。明清两代，纵横商界数百年的“徽商”，靠着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”的信念，闯出了偌大名头。文房四宝里的徽墨、歙砚，更是文人骚客案头的珍品。甚至我们今天“安徽省”这个名字，都是取自当年省内两大重镇——安庆府和徽州府的首字。可以说，没有徽州，就没有安徽。
可就是这么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，怎么就说改就改了呢？这事儿，还得从八十年代初说起。当年邓小平同志视察黄山，提出了“要有点雄心壮志，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”的指示。这无疑给当时经济相对落后的皖南地区指明了方向。当时的徽州地区，早已不复当年徽商叱咤风云的荣光，守着金山却过着穷日子。为了发展旅游，搞活经济，将声名在外的自然景观“黄山”作为城市名片，似乎是一条捷径。于是，在1987年，沿用了近千年的“徽州”被正式更名为“黄山市”。
这个决定，从经济上看，确实立竿见 victimes影。黄山旅游业飞速发展，游客纷至沓来，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。然而，经济账算清了，文化账却成了一笔糊涂账。一座山的名字，如何能承载起徽商、徽菜、徽剧、徽派建筑这一整套厚重的文化体系？当地人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于是提出了“打黄山牌，做徽文章”的口号，后来又演变为“梦幻黄山，礼仪徽州”。这口号的变迁，本身就透着一种无奈和尴尬，像是在努力找补那份丢失的文化根脉。
徽州的这笔账，算了几十年还没算清。但要说起来，它还真不是个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咱们国家有过好几次地名调整的浪潮，各有各的缘由，也各有各的得失。
建国初期，首当其冲的是一批带有封建色彩或是“大汉族主义”意味的地名。比如新疆的“迪化”，这个词带着“启迪教化”的俯视意味，显然不符合民族平等的原则。于是，它恢复了蒙古语的旧称“乌鲁木齐”，意为“优美的牧场”，这名字一听就让人心生向往。类似的还有内蒙古的“归绥”，这名字有“归顺”“绥靖”的意思，后来改成了蒙古语“呼和浩特”，也就是“青色的城”，既有诗意又体现了尊重。这些改动，无疑是历史的进步，顺应了民心。
但凡事过犹不及。有时候，一刀切的做法也闹出了笑话。最有名的就是云南的“宣威”。因为“宣威”二字有“宣扬国威”的嫌疑，一度被改成了“榕峰”。这名字听着倒是山清水秀，可问题来了，当地最出名的特产是“宣威火腿”。您想啊，家喻户晓的“宣威火腿”突然变成了“榕峰火腿”，谁还认呢？销量一落千丈，老百姓的饭碗受到了直接影响。闹到最后，民意难违，1959年，“榕峰”又悄悄地改回了“宣威”。这件事给当时的主事者提了个醒：地名不光是地图上的一个符号，它还连着一方水土的产业和百姓的生计。
紧随其后的，是五十年代为了扫盲和推广简化字而进行的地名改革。出发点是好的，为了让文化普及到最广大的群众中去，让名字好认、好写。可是一些改动，却在无形中削薄了历史的厚度。陕西就是个典型的例子，“盩厔”县，这两个字确实生僻，改成“周至”，方便了大家，无可厚非。但把颇具古韵的“鄜县”改成“富县”，把《诗经》里“蒹葭苍苍”的“葭县”改成“佳县”，一下子就从古风雅韵跌落到了“土味”十足，那种文化上的失落感，是难以言说的。
江西的一些改动也让人啼笑皆非。比如“大庾县”，因境内的大庾岭而得名。结果为了简化，改成了“大余县”。有意思的是，大庾岭的主脉在隔壁广东，广东那边没改，这就造成了一个山脉两头名字对不上的局面。还有“雩都”，这个“雩”字是古代求雨祭祀的意思，文化内涵很深，后来也为了省事改成了“于都”。这些改动，就像给一件精美的古董换了个塑料把手，虽然用起来方便了，但那份韵味和价值却打了折扣。
回过头来看，无论是出于政治考量、经济发展还是文化普及，地名的每一次变更，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。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眼光去评判对错。试想一下，在那个百废待兴、人民温饱尚是首要任务的年代，发展经济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。你不能用今天吃饱了饭的眼光，去苛责当年饿着肚子想办法的人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徽州改黄山，虽然可惜，但并非不可理解。
然而，历史的教训也同样深刻。一个传承千年的地名，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，是文化自信的源泉。它连接着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忆、文化认同和乡愁情感。轻易地将其抹去，无异于一种文化上的“断舍离”，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联系。
如今，社会上时常有呼声，希望黄山能改回徽州。这种心情可以理解，因为随着国家富强，文化复兴成了新的时代命题，“徽州”这块金字招牌的价值也愈发凸显。但改回去就万事大吉了吗？也未必。黑龙江的“爱辉”，1956年由“瑷珲”简化而来。一提起“瑷珲”，我们就会想到丧权辱国的《瑷珲条约》，这是刻在民族记忆里的伤疤。为了铭记历史，2015年当地又恢复了“瑷珲”的原名。可“爱辉”这个名字已经叫了近六十年，承载了两三代人的记忆，突然改回去，反而给当地人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。
所以说，地名这事儿，最怕的就是“折腾”。2019年国家修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，特别强调要保护老地名，不得随意更改，这可以说是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后的明智之举。对于黄山而言，或许“徽州”之名难再复得，这成了一种历史的遗憾。但与其纠结于过去，不如把眼光投向未来。名字只是一个符号，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，如何去传承徽州文化，如何在新时代创造出不输于先辈的辉煌。毕竟，让“徽州”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，远比改回一个名字更有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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